拟上市银行IPO“过会剧透”：发审委39个提问聚焦六大维度

对于IPO排队银行来说，即便是材料已经被监管部门受理，实现A股上市需要经过笔试(材料的申报与反馈)、面试(上发审会)两大考验。

据记者独家统计，去年以来，成功上市的9家次新银行和上周刚刚过会的成都银行在发审会“面试”环节共被询问39个问题，平均每家银行需要回答近4个问题。10家银行中，贵阳银行被问及的问题最多，共7个；江苏银行、杭州银行、无锡银行则相对轻松，每家银行只需回答2个大问题，就拿到了A股“通行证”。

发审委聚焦6大类问题

记者注意到，发审会提出的39个问题(注：实际上，部分问题内部包含多个相关问题)，主要围绕拟业绩、资产质量等6个维度。

其一，经营业绩的稳定性。10家银行中，成都银行、贵阳银行、常熟银行和张家港行都被问到了与经营业绩相关的问题。如果将之细分，发审委甚至关注到银行业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客户集中度高、个金业务改革乃至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等细节对于银行业绩的潜在影响。

其二，银行的资产质量、贷款五级分类以及风控措施。本报记者注意到，江阴银行、常熟银行、张家港行、成都银行都被发审委要求对于信贷质量或分类及风控措施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其中，发审委十分“抠细节”，一家银行就被要求说明“报告期内逾期贷款额的复合增长率较大幅度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不良贷款额的复合增长率却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原因及合理性”。简单而言，就是监管希望确认相关银行五级贷款分类的准确性，避免银行将不良资产藏匿在关注类贷款而不是及时迁徙至不良资产中；此外，另一家银行则被问及“与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是否存在资产互换，变相降低不良资产率的情形”。

其三，发行人股权结构和高管团队的稳定性。在39个问题中，与此相关的问题达到了9个。根据监管规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需满足一个条件：最近三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而拟上市银行在多年的等待中，高管阵容难免发生部分变化，甚至是较大变化，因此引来发审会关注。此外，股东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东质押冻结股权也是监管尤其留意的问题。

其四，拟上市银行涉及重大诉讼。虽然仅有3家银行被追问涉诉事宜，但是此类问题往往对IPO通过与否有着较大程度的影响。例如，发审会曾追问一家拟上市银行诉讼仲裁案件的最新进展，同时关注诉讼案件计提的贷款减值准备是否充分以及是否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其五，银行理财产品、应收款项类投资、表外投资等各类产品的运行情况。10家银行中，有5家银行共计被询问了6个相关问题。其中，杭州银行在发审会仅被问及两个问题且其中就包括了理财相关事宜。发审会的问题可谓事无巨细，询问银行“是否充分了解理财产品投向的底层资产”、“是否存在集中兑付等重大风险”、“是否存在资金池”、“信息披露是否充分”、“保本理财的损失承担责任”等等。

其六，关联交易的合规性。在10家上市银行中，吴江银行和无锡银行均被此类问题“砸中”。事实上，关联交易不仅是拟上市银行经常被问及的事宜，拟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合规性也一直受到监管的“重点照顾”。

此外，发审委还向部分银行询问了一些非共性问题，例如，不良债权转让的决策过程、董监事人员担任职务的合规性等等。

合计募资最低约359亿元

记者对于目前排队的14家拟上市银行的招股说明书和最新披露的财报数据(部分银行披露了2017年半年报，部分银行为2016年年度指标)进行了比对和测算：按照最高发行规模或发行计划测算，合计募集资金规模上限可以达到917亿元(根据去年银行股IPO情况，发行价大多与当期每股净资产对应).

不过，去年银行股IPO虽然是时隔六年后重新开闸，但其“二级市场杀伤力”显然远低于千亿元的市场预期：9家银行合计的募集资金净额不足300亿元。

现实与预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拟上市银行的发行规模被压缩。去年银行获批发行的股份数量大多占发行后总股份的比例仅为10%，也就是说，是按照《证券法》规定的下限“贴地发行”。如果按照下限标准计算，目前排队银行的发行规模较上限数据则会有所变化，合计的募资规模将由逾900亿元降至约359亿元。

从去年的监管态度来看，决定拟上市银行发行规模和发行价格的最核心要素是市盈率指标。贵阳银行去年就是凭借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避免了推迟发行，也是在去年银行股IPO中，唯一一家发行规模与预期维持不变的。

如果按照发行价格不低于每股净资产测算，目前的排队银行的市盈率在5.33倍至15倍之间。其中，仅郑州银行的市盈率低于5.5倍；威海市商业银行、长沙银行的市盈率低于6.5倍；其余银行的市盈率均超过了7.4倍。

从目前已上市银行的静态市盈率来看，行业均值大约在7倍-7.5倍之间。也就是说，郑州银行、威海市商业银行和长沙银行的市盈率低于行业均值，也最有希望按照预期上限规模发行。